不俗不媚，不狂不野

 

——郭永红的抒情认知

 

   当下临汾诗歌写作尤其喧腾。而立之岁的才俊，壮怀激烈的吟者，起劲嘶鸣的老骥，各秉异志，雕龙画栋。咿咿呀呀言意间虹霓乍现，秋波涟涟。其中的吟者，年届不惑后，倦于蜷伏，复归于诗，年少时怀揣的文学梦想抃跃、喷薄，在“回归”与“圆梦”的生活志向上，“感发意志”，“考见得失”，同气相求，有所坚守。这份性灵的释放，若青青草木，尽是元气托呈，若渺渺山河，多从故土相望，的确都是发人深思的；其兴忽焉，金针若示，若归之为诗意的召唤，再意犹未尽也莫过于文化“草根”夙夜在公般的自我突破。　　

 

   出身于1968年的洪洞的郭永红，无疑属于我们身边杰出的本土诗人的代表。　　

 

   不消说，他“总在夜风里喃喃细语”（《走过一片滩地去外婆家》）。　　

 

   他扬起的感情的风帆，无非经由了以下三个级次的想象“编码”：A、次第奔赴眼底的“一簇簇绿色的焰火”（《木槿》）；B、“睫毛上的露珠”打湿的“词语”（《五月的青麦》）；C、“心灵安逸的呼吸”（《男人到中年》）。他为是意兴遄飞的感情华章，不俗不媚，“犹如墨兰在深谷轻播芬芳”（《转身，遇上一径花香》）。无论品藻风物，还是青春温习，他的言述及其诉求，迥非怯于暗夜独行的抒情“达人”的狺狺枵号，毕竟个体“草根化”的庸常状，极其容易混同为操守离散后的“空桌上逗人喜爱的开胃小菜”（美·约瑟夫·布罗茨基语）。今年是猴年，永红兄的属相。再过两年，也是“五十”的年纪了。“奔五”的时节，怀抱洒脱一如永红兄者，又究竟如何截获“自我”、慨然于诗呢？　　

 

   存在的诗意，自然弥散于“当下”与“过去”之想象纠结的纯粹意识的澄明中。就德里达见解——　　

 

   当下既不表现为与过去的断裂，也不表现为过去的效应，而是表现为过去了的当下的滞留，即滞留的滞留等。（见《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而言，这份活生生的意识“滞留”，或以成长记忆为架构，默许着生命难以承受如此之轻的无量哀怀，或卑己自牧，令自恋性创伤滑落，打开那些不可把握的视域，带来更加丰富的允诺。揆诸郭永红的成长之思，尽管他亦曾乐于絮叨“童年玩物”、家亲温情、故里印象，可是透过他反复表白的那份质朴的乡土气息浓厚的感恩的情愫，他对“万象不灭”，“生命以各自的形式舞蹈”的亲切体会，有时细腻、深切的程度及其意义，或许连他本人都始料未及。因为他的话语“取象”，并非立足于视觉性“构图”铺衍。在我看来，他是惯于“倾听”的；假定我们是将那重存在的诗意看做是供人有所领会者，海德格尔称之为“良知”，“良知的召唤”，所以，“呼声由远及近，唯欲回归者闻之。”（见《存在与时间》）　　

 

  永红兄何尝不是这类“回归者”呢？　　

 

  请看下面一首小诗：　　

   带着温度的旅行　　

 

   是时刻将心情光影异域风情　　

 

   将威尼斯投递到马背、将壶口的吼声加诸小筑的静冥　　

 

   打开雪的章回，这片发黄的记忆　　

 

   是我手边的暖炉　　

 

  （——《明信片的时代》）　　

 

    好一个“明信片的时代”！“雪”与“发黄”色彩反向对接，把“温度”/“旅行”反转而为“暖炉”/“手边”，足以见出首句漫游无状的虚、空之实际的所指意谓。中间的三句，由“明信片”（作为物象）印刷图案，及其投寄必须签名的实际错综而来，可其看似如实绍介的笔触，其实却产生的是异时空“拼贴”之效，想象出乎寻常，蕴含未必凿空，这样的“转喻”的处理，最终迫使“时刻”绽出的“静冥”得以间接的深化或暗示：“过去了的当下的滞留”。诗人欲罢难休的“寄兴”，显然不能就其“物象”扫描似的可镂雕画的拟真样式上得以正解。假如永红兄追思之初就立在这样的高度，他的性灵与话语的无缝对接将会涵演得多么旖旎。所以反观他的抒情来路，他在想象的“置入”与“腾空”的转捩时，知性的输入犹有别扭、拿捏处。则不能不予以警惕。

 

   譬如他的《空气》，开头几句：　

 

   人们歌唱天空，却不大理会空气　　

 

   这个问题需要辩证的看待　　

 

   天空晴朗湛蓝　　

 

   其实是空气的可爱感染着家园　　

 

    格外浏亮、清新！但继此而下的十七个句子，俨然是从不同的角度、层面打磨“空气”无色无臭的转喻性状，触类连比，意欲偏锐取胜，结果导向现实性的讽喻；并且是通过另外劈出的一节，蹩脚地指明的——　　

 

   城市的哭泣　　

 

   就不再透明　　

 

   强势辩白，犹如举隅论证，——靠着经验性联想，由此及彼，照猫画虎，“以习性和积淀的方式把意义、效应和过去的行为保存下来”（德里达，见前所引），侧媚弄姿，势必使得“知识性”规训拥堵了感觉涵泳的通道，想象驱遣得再劲折、工整，精贴峭悍，也微欠浑厚，颇乏疏宕。苏东坡《送参廖》有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聊群动，空故纳万静。”前述所谓的想象的“置入”，莫非正是对“群动”之意欲的本相的犀利洞察，所谓的“腾空”则接近于“万静”之了然诗意的虚心倾听。如何“能赏异量之美，作平心之论”（钱钟书，见《谈艺录》），对于永红兄而言，的确还要颇费思量的。　　

 

   郭永红的“城市”之谓，当属文化性的偏指，是与传统的“乡村”社会相对而言的。当下“城镇化”进程愈演愈烈，使之“原乡”情愫和“草根”意识还要接受更多的认同的冲击。迄今他的“性灵”发抒尚以成长追忆居多，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抒情根基完全是被已然破碎的现代性“乡愁”所召唤。在临汾的本土诗人中，譬如说，属于乡宁、1954年出生的王晓鹏先生，我曾针对他倾情打造的“太池村”的抒情幻象，探讨过他的“后乡土”诗性的启示意味，在我看来，晚于王先生的永红兄虽然也在流连故土，但抒情姿态迥然不一。具体地讲，王先生反复瞩望他的故土，不惜化作村前的一棵树，树上的鸟窝，山冈上的羊群，不拘岁月沧桑、四季变幻，以“内倾”的对白的方式喋喋不休，正谲兼备，不弃琐屑。相形之下永红兄乃就“外倾”的方式逼近、端详着他的故土，毕竟他明白：

 

　　　

 

 离开是一种到来　　

 

 离开是一种新的状态

 

 正如死亡是一种新生

 

 夜晚是一种光明        （——《离开》）

 

   所以见于他的吟哦的乡村风物、成长光景，近乎一种感情挥洒的“对应物”，毋须感情的持续强化，或是诉诸戏剧化的奇突推进；间或出乎表意的修辞性的需要，他必须动用“白描”、“刻绘”、“透视”之类的手段，也似快镜头的切换，仅求线条的灵动、飘逸，而与构图、色团的深邃、凝重与否无涉。两代诗人面对乡村的想象策略如是的差异，没有价值上的高下之分，倒是显示了诗学的一种必然。钱钟书先生辨析“诗中理语”所阐发的“凝合”、“例概”诗艺特点（见《谈艺录》），可以借用过来，以资解颐：

 

   若夫理趣，则理愚物中，物包理内，物秉理成，理因物显。        赋物以明理，非取譬于近，乃举例以概也。或目击道存，唯我有心，物如能印，内外胥融，心物两契；举物即写心，非罕譬而喻，乃妙合而凝也。吾心不竞，故随云水以流迟；而云水流迟，亦得吾心之不竞。此所谓凝合也。鸟语花香即禀天地浩然之气；而天地浩然之气，亦流露于花香鸟语之中。此所谓例概也。

 

   永红兄想象故土的策略自然非“凝合”莫属了。

 

   郭永红的《开镰之前》一首小诗：

 

 “新疆2号”已经停到槐树旁　　

 

   旋耕耙在“东方红”的带领下　　

 

  从街上突突地跑过　　

 

  街道上人不多　　

 

  地里黄剌剌一片　　

 

  到处都准备着

 

　　

 

（——《开镰之前》）

 

    前三句突出了大型农用机械即将作业的壮观；结合“诗题”的指事属性，反观其运思之妙，尤为关键；毕竟这已经不属于人工收割的农业时代了。自海子《麦地》（1985年）之后，相应季节的农事入诗，不绝如缕，并且绝大多数仿品都无不怅惘地凝眸地是手工作业的过去。该“诗题”明面上用的是过去性的言述称谓，实际赋予的涵义显然不是紧扣实事，作经验性的直陈，相反却是富于寄托，以期牢笼生产方式变化的背后所涌迫的沧桑感喟。具体到诗句的表达，一“停”一“跑”，行为意向相反，恰恰正是其寄托兴感的语义核，或者说是抒情的“能指”充分彰显的话语张力的魅力之所在。若是非得将之看做是时、空一致的农事活动写实性的指示，那么大田作业才是农事活动“场景化”的确切“所指”目标；可有鉴于外围、边缘侵占了中心，诗并未施予“陪衬”一类戏剧化手段继续强化，或“停”或“跑”的行为意向性，实际上是对随后的“多”、“准备”先期予以的“转喻”，毕竟作为农事的主体，劳动者，其劳碌的情境并未正面得以显露。农用机械作为“意象”可谓是借其话语表征的特殊暗示性，虚实兼济，以期最大限度地弥散其“能指化”的知觉扩张，以至于本所依据的实际经验（农事），唯其起仅仅起到中介、引渡的作用，它们之于自身“场景化”显露的指示属性，俨然被限制。日常经验被知性溶解，可作如是观。　　

 

   海德格尔声称：人是语言的动物；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边界正是世界的边界；当代“新诗潮”强调：诗到语言为止。何尝不是永红兄这般“溶解”的强大的理论支撑呢？　　

 

    言意分殊，总之一开始就在诗中强势展露，毋宁表明了诗人“别有陶铸属性灵”的话语魅力。　　

 

  抒情的“能指”/“所指”显然裂解了经验一统性，为是带来的“陌生化”的张力运作，不消说还将持续。　　

 

    出韵（“uo”）的三、四两句，句式不同，指谓对象不同，施事、受事属性不同，乃至“街”和“街道”这对同义词的所指意涵更有微妙的区分。后一个词，意味着该行为处所不止一处，可前一个词，所指的具有唯一性，当属通向地里的主干道。所以，“不多”者，“多”也！语义明显含混，隐含着“花园歧路”式的指称形式，分明地暗示出“不多”的评判，其实不是出自“突突”那类听觉感知的即事境遇；所以也只能看做是想象驱遣下的当下性的会意表达。　　

 

    最后的两句之于“黄剌剌”的视觉扑捉，概莫能外，表达着一如前述那样的当下性的想象反应。诚如该诗作诗人之“我”未曾正面亮相那样，所谓的“突突”的感知主体，纵使即事而在，也不过是一种意识性的幻觉。它的“似真”效应，总之意味着诗中巧妙地排斥了一个往事经验的临场观察者。唯其受排斥，拖入想象之境的诗人才会由“生活之我”胚变为“临文之我”（二“我”之辨，可参看钱钟书《谈艺录》有关“文如其人”的相关阐述）。厥绪蔼蔼，牵合两端，详察见下——　　

 

    本雅明把艺术作品不可复制的“膜拜价值”看得高于一切，因而哀叹见于存在“此时此地”的本真性显现之“灵韵”不可避免的消失。于是乎，艺术作品的“展览价值”后来居上。这样日益遭规训的想象之术，无疑也加剧了诗人们自我拷问及认同的危机。毕竟“生活之我”乃是诉诸与世与人周旋下的异化的当然，其间容易被遮蔽的与写作相关联的（钱钟书先生所谓的“文本诸人”）经验维度莫大于艺术观念上的陈陈相因。文化“草根”热衷书写，已是不争的事实，从众，媚俗，原创性缺失，更是不堪；原其心迹，权变势利，业已使得“临文之我”审美净化见之先期承诺判然失效，唯有那些惯于“聆听”者，才会深化人性。永红兄的《开镰之前》，情韵饱满，意象鲜活，生活气息浓自不待言；都是“非罕譬而喻，乃妙合而凝也”的想象受益者。当生活场景化的感觉临摹，抑或反讽式的即事调侃之类“农事诗”抒情攻略蔚然成风时，后进者若永红兄们，时不我与，不知将会作何感焉！

 

    郭永红对“七十年代”情有独钟。自其人生的开端轰然绽放，中国社会届此经历的大动荡、大变革，无论如何也会塑造着他的心性情怀的。他的少年“文学梦”如果还可以称得上是与时俱进，拿他与恰恰肇端于斯的“新诗潮”作平行性的比较则无可厚非。诚如所知，“新诗潮”大盛于“八十年代”。与永红兄同龄的早慧者先于他碧海掣鲸，也毋庸讳言。届此我对永红兄关注社会意识的微弱不是没有腹诽的。但由此期望他振臂一呼、呼风唤雨、不成功便成仁，岂不更是授人以伪呢？我也是出身农家，深知一位农家子弟立身之艰。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孙少平，迄今依然被一代代读者所爱戴，恐怕都是像我们这般的子弟军们爱屋及乌吧！“七（八）十年代”不像现在这般资讯发达，如果抢不到时代变革的文化先机，如何在思想的前卫、意识的灵敏、话语的叛逆等等方面，顺势而生，应运而在呢？就此我们就毋须讶异永红兄的成长之思温润有余、慷慨稍逊的气度、格局了？

 

    然而任何一位伟大的诗人又何尝不是与时代的大悲欢同在呢？

 

　　

 

    奥斯维辛之后，诗人何为？阿多诺的质疑所以在话语狂欢的当下总是令人不安！

 

　　

 

    不消说我们都在作出应答。永红兄的作为在我看来，也不失为一种温润的清醒。

 

　　

    当我们不再习惯用“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待“家国不幸诗家幸”之类的诗学命题时，我们首先要注意到其承受者显赫的精英文化地位、身份，可这对于文化“草根”而言，幸或不幸，诚如鲁迅先生所云，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把持做人最起码的资格，然后“爱，才有所附丽。”然而当这样的启蒙思想一变而为“活命”哲学后，文化的犬儒主义者犹如伤疤撒盐般继续削减做人的资格。于是我注意到像永红兄有意凸显了悲欢时代中国乡村尚还储存的诗意一面，无论属于人伦的滋育，还是乡土大地的拥抱，他大抵还在坚信文化的主义，社会的发展，否则他岂不是回到了洪荒的时代！这样的大地之子，的确不像、不是文化的异乡客，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他用温润激活我们日益被规训的存在激情，也不啻于是一种宣告，一种聆听，一种担当。把责任作为一种欺世盗名的高利贷的资本，才会振振有词，唯恐天下不识君！永红兄的确汲汲无名，不假，然而能做到洁身自好，没有方巾气，伪道学家的堂皇气象，也是实在难得的呀！

 

   所以我想到了经济学著名的“囚徒困境”的理论。郭永红面向诗的写作状态可否也属于自我的艰难博弈呢？莱维纳斯讲过这么一段话——

 

   一个躬身劳作的人的谦卑中，包含着一种放弃，一种听天由命。尽管努力包含着无限的自由，但它依然昭示了一种天谴。努力即意味着疲惫和痛苦。疲惫不是作为一个伴生现象而凸现在努力之中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努力正是从疲惫中冲动而出，而又回到疲惫中。（见《从存在到存在者》）

 

    具体验之于永红兄躬身于诗的经历，其言不虚，足以廓清文化“草根”饮恨诉求式的审美困惑。既然先立身其后立言，未尝不是“耕读传家”遗韵的再现，那么，把写作当作进身之阶，大抵算得上继“科考”、“高考”之后农家子弟的不二选择。洪水滔天，不厌来者；于是我们不妨就改变他的人生的一件小事说起。　　

 

    郭永红风华正茂之际，总之是在本地区的一所普通师范渡过的。　　

 

    遥想当年，初中毕业生能考上师范的，可谓是同侪绝对的拔尖者。套用当下的选材的标准，绝对属于北大、清华遴选的不二人选。

 

   鱼跃龙门，鹤舞于野，趋庭叨陪，年少踌躇。

 

   如是美言相期，禁不住嗣后“学历”要求愈来愈高。基层拼打多年，灰头灰脸难免，风光虽然不再，郭永红依旧奋斗。“有一种痛苦/如秋一样深重……”（《葡萄园》），如果不能诉诸现实加以解决，那就唯有在审美的补偿中“聊发少年狂”。追思成长的永红兄，于是在自己的体温上行走，在田野会见牛车，小暑天，欣赏开着紫色花儿的茄子，中秋，看到石河子的月儿，想到在那儿读书的儿子，是借着琥珀的眼，雨的眼，“带着翅膀或者在嘴里飞”，发出“飞翔的嚎叫”，如“一枚失去泪水的籽”，回溯一个男儿的瞬间的“成熟”，从而感恩“六十年代”的一对青年人，他的父母，他的生命中最值得骄傲的两棵大树；活泼泼的意识跳跃，寂寞，洁白而湿润，谠言细语，清和适怨，不是那些莫须有的欺世、违心之谈所能比拟！

 

   譬如说，陆游一生作诗近万首。晚年的诗中屡屡夸耀儿子、议论做梦；其子偏偏无所作为，谬赞失信；铁马冰河，积极入世，验之本人，素无匡时济世之才，所议亦妄。假如把诗当作感情吐槽的器具，每每都会招来非议。审美和伦理的悖反，随着“新媒介”无孔不入的渗透，这样的亵渎性写作，别有用心者姑且不论，时尚消费般的高度刻齐化，只能换得感情、心理、精神的彻底破碎。唯其以虔敬的态度对待诗的感召，调动激情，驱遣想象，反而不致像是鹦鹉学舌，作无谓的修辞性演练。殊不知人生事务性的惆怅，和挑战写作遇到的烦恼，同样漫漫无期。既成的强大的文学传统，顺从还是攀越，都要触发话语抒情“能指”/“所指”的牵合、强制，要么天机自张，要么肤廓寒碜，恣肆不得，欲罢不忍。郭永红的抒情跋涉，无论怎样，不像他成熟的闲肆的声调那么优游不迫。

 

   郭永红所以渐入佳境。　　

 

   于是我欣赏他的朴质表达中所掩饰不住的英气，我更相信唯其经受了语言刀锋上的想象历练，他才不至乱喊一气，知所止而止；所谓的灵秀，或许正是为是从而结环抱璞的。

 

　　

 

   郭永红的诗，总之不是直接发放感情，一吐为快的。他是有所节制的，暗中和T·S·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的诗学主张是相契合的。

 

　　

 

  ——前述所谓的想象的“置入”和“腾空”，毋宁正是郭永红所践行的语言论/存在论的话语承诺。为他移动的“冰山”美不胜收。其中的《盖一床牡丹花的被子》堪称为他迄今为止的绝唱。

 

　　

   我对永红兄的诗的前景非常看好。

 

　　

 

 

　　

 

                                  2016.1.19

 

　　

 

 

　　

 

   （刘阶耳老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山西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点负责人，现当代文学教研组负责人。198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专著有《"看"/"说":文本细读与叙事延异》、《喧嚣与罅隙--汉语小说细读》，合著有《朦胧诗名篇赏析辞典》、《现代散文金库》等，论文有《对杨炼一个诗句语言构成的分析》(1989)、《浅谈目前文学的俗化现象》(1999)、《" 本色"与" 技巧" 的辩证-贾平凹<高老庄>的叙事特性》(2002)、《"史诗"搁置: 非戏剧性凯旋的未完成文本---<灵泉洞>解读之一》(2007)和《自我怅望的叙事对抗- <长夜>解读》等。